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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带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惨痛灾难。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促进了中国人民的空前团结。面对民族生死存亡，全国人民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共赴国难，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谱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在这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艰苦卓绝战争中，乐山人民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同仇敌忾的民族气节，毅然投入全民抗战行列中，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仿佛一声惊雷，唤醒了中国“沉酣睡狮”。面对强敌的入侵，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空前高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用血肉筑起一座捍卫国家独立尊严、抵御外敌侵略的钢铁长城。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纷纷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浪潮。乐山地方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发动和组织各群众团体，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向各界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方针和政策，在嘉州大地燃起抗日救亡运动的熊熊烈火。

　　1938年春，为了更好地团结、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乐山地方党组织、员在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中进行宣传发动，组建抗日救亡团体。一时间，武大的“抗日问题研究社”、五通桥通材中学的“抗敌剧团”、峨眉的“青年抗日联合会”、夹江的“民众抗日救亡歌咏团”、井研的“救国读书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了组织发动工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乐山地方党组织还在乐山、五通、犍为等地的丝织业、机械业、盐业工人中，先后成立工会或工人俱乐部。凡有党组织或有员活动的地方，都建立起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各种各样的歌咏队、演出团，广泛活跃在乐山城乡、工厂、学校，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宣传。平时，在公共场所，在闹市区，到处都可以看到宣传抗日的大幅墙报；节假日，在城里，在集镇，到处都可以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也能看到矛头直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及顽固派的街头活报剧。在乐山城区，以武大为中心遍及各中小学、工厂的壁报，定期或不定期地出刊宣传“抗战、团结、进步”的抗日主张，报道抗日前线战况和抗日根据地的消息，影响尤为广泛。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把乐山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对唤醒民众起来共同抗日，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救亡大军，起到了积极作用。

　　被抗日救亡运动激励的乐山人民，为抗战胜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城市乡村，全员抗战，彰显出空前高昂的爱国热情。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开赴抗日前线作战的军队和的八路军、新四军，生活异常艰苦，特别是进入严冬后还穿着单薄的衣衫同日军作战。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节省每一个铜板支援前方抗战的将士。乐山地方党组织积极响应，随即在各地广泛开展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的活动。各县、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很快行动起来，组织捐款捐物。1943年11月18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到乐山为前线战士募集慰劳资金，开展献金运动。爱国热情高涨的乐山各阶层、各行业、各学校积极响应，奔走宣传，慷慨出钱。当日，在五通桥犍乐盐场募集资金290万元；12月4日，在乐山城区募集资金304万元；12月8日至10日，在夹江募集资金33万元。冯玉祥在乐山境内共募集资金627万元（法币）。

　　1944年3月，一架由印度运送汽油往陕西汉中的美国四引擎运输机，途经峨眉山因雾重不幸触撞山崖，坠毁于复兴乡（后称净水乡并入峨山镇）弓背山黄桶槽；10月1日，一架从新津机场飞往印度的美军飞机，途经峨眉山，因浓雾触崖坠毁于复兴乡麻子坝天门石。两机15人，无一生还。峨眉民众翻山越岭，搜寻残骸，付出艰辛努力。12月7日，一架由邛崃机场飞往印度的美军飞机，因油管堵塞爆裂燃烧坠落于犍为县蔡金乡第五保学堂坳，机上17人，死亡9人。当地民众自发行动起来，积极营救受伤美军，搜寻遇难者残骸，贡献乐山力量。

　　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成都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原有的成都机场不够用，于是在成都周边的新津、邛崃、雅安、彭山、夹江、犍为等地，先后新建或扩建了多处机场。乐山数万民工夜以继日，为修筑夹江机场、犍为机场等重要交通工程，出大力，作贡献，洒下几多汗水！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乐山人民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万众一心，抗日救亡，充分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爱国情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沿江的城市相继沦陷，不少工厂、企业设备和技术人员，从沦陷区紧急内迁。据当时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统计，到1940年6月，内迁到乐山地区的工厂近20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之秋，乐山这片热土，由于本地民族工商业发展，内迁工矿企业增加，成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工业重地。

　　抗战之前，乐山就是有名的丝绸产地，大大小小的丝绸作坊遍及嘉州城乡，规模较大的有龙兴电机织绸厂、张世兴绸厂、复兴绸厂，城内还有风翔、华兴等几家丝厂，工人3000余人。轻化工业有嘉乐纸厂、嘉裕碱厂、嘉裕电灯公司、新兴染厂、肥皂厂、牛华溪盐厂、火柴厂等，工人2000余人。分散在牛华、五通桥、红豆坡、顺河街、金山寺、马踏井、王村等地的大小盐井数百家，工人数千人。犍为县的张沟、芭蕉沟、石麟河、磨子场和乐山县的太平寺、福禄镇等产煤区，工人上万人。

　　抗战爆发后，由江浙等地先后内迁乐山的工厂和官方在乐山兴办的企业有：隶属航空委员会的降落伞厂，隶属军政部的美亚织绸公司五通桥厂，隶属军政部的毛织厂， 隶属军政部残废军人生产局的油墨厂、制革厂，隶属财政部的大业印刷公司，隶属经济部贸易委员会滇缅生丝公司的荣华丝厂，隶属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的岷江电厂、嘉阳煤矿，隶属经济部燃料委员会的炼油厂，隶属孔祥熙、宋子文办的西南森林伐木公司，以及由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创立的天津塘沽永利碱厂等。这些内迁的企业与乐山原有的企业，共同壮大抗战实力，为抗战提供大量战略物资和财政税收，保障了战时经济的正常运转，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一份彪炳抗战史册的的巨大贡献。

　　乐山降落伞厂，也称保险伞厂，编制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航空委员会，业务上由成都空军第三路司令部领导。“七·七”事变后，空战频繁，降落伞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进口供不应求，国民政府于是在长沙建立了保险伞厂， 当时全国仅此一家。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危及长沙，保险伞厂便于当年迁到原料供应地乐山，落脚于县城半边街护国寺（今乐山五中）。1939年至1945年，中国空军飞行员用的降落伞，全部或大部分由其提供。保险伞厂在乐山8年多（1947年8月迁回杭州），乐山籍人成为了这家军工企业的技术骨干、生产主力， 所用的原料也全部是乐山本土的丝绸，乐山人民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的历史性功绩不可磨灭。

　　隶属财政部的大业印刷公司，原本在上海，1938年底随国民政府迁重庆，1941年由重庆再次迁往乐山岷江东岸女儿山（今乐山四中）修建厂房，称作“大业印刷公司乐山厂”。于1942年开始印制法币，保障了战时经济的正常运转，为抗战作出了鲜为人知的独献。

　　民国时期，乐山丝织业与成都、南充并驾齐驱，为四川三大丝织中心之一。成都以产锦为主，乐山以产绸为主。1937年10月，隶属军政部的上海美亚绸厂内迁五通桥集贤寺。公厂有电织绸机17台，员工200余人，是当时乐山最大最先进的织绸厂，主产福西绉、锦华绉、花广绫、素广绫、华丝纱、龙凤被等 30余种，远销南洋、英国等地。1940年，山西太原西北实业公司毛纺织厂在五通桥磨子场兴建川康毛纺厂，1942年全线投产，生产的“峨眉山牌”粗呢绒和毛毯，成为四川市场上受欢迎的高档商品和军用呢服的原料。隶属经济部贸易委员会滇缅生丝公司的荣华丝厂和乐山本土的各丝织业厂，也都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丝织、毛纺等战略物资和相应的财政税收。

　　1938年12月迁于犍为芭蕉沟的嘉阳煤矿，1939年1月正式挂牌运转，5月2日开始产煤。7月修建了芭蕉沟大炭坝至马庙马边河60厘米轨距、6.5公里长的轻便铁路。嘉阳煤矿1943年全厂职员194名，工人3125名，为抗日军工企业、四川大后方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煤矿燃料。

　　天津塘沽永利碱厂，又名永利川厂，正式名称永利化学工业公司。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塘沽遭日军劫占。塘沽永利碱厂创办人爱国实业家范旭东，拒绝与敌合作，带领工程机术人员，辗转湖南、湖北、四川，寻勘重建化工新厂址。1938年1月，最终确定在四川五通桥老龙坝新建基地，重振民族化工产业。1939年，新建厂房陆续投产，称作永利川厂，范旭东任总经理，侯德榜任厂长兼总工程师。为永铭国耻，范旭东亲题“新塘沽”三个大字，刻于虎口湾的石岩上，激励员工继承永利在塘沽的事业，为抗战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业纯碱。永利川厂拥有制碱厂、炼油厂、翻砂厂、机械厂、陶瓷厂、煤矿（鼎锅山）、发电厂、实验厂、土木工程处、深井工程处等，其产品不但有用途十分广泛的化工原料纯碱，还有军工必需的硝酸铵等， 对于抗日军工和大后方工业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其间，在五通桥完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侯氏制碱法”，将中国乃至世界制碱的技术水平推向新高度，开创了中国制碱工业的新纪元。1953年这一制碱法被授予新中国第一号发明专利。

　　1940年选址乐山马鞍山的嘉华水泥厂，初名为华嘉水泥厂，1941年8月改称嘉华水泥厂，1942年11月建成投产。公司总部初设重庆，后迁到牛角沱。嘉华水泥厂为修筑军事工程和内迁企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建筑材料。

　　抗战前，乐山人任宗德在犍为石林乡（今五通桥区石麟镇）创建焦油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动力燃料需求量大增，可是进口的汽油数量有限，以酒精代替汽油成为当时的首选，向前线运送军用物资的汽车相当多都用酒精。1937年，任宗德将焦油厂改为提取纯酒精作动力燃料的“胜利酒精厂”，寓抗战早日胜利之意。所产酒精质量优良，源源不断供应军用汽车，缓解了抗战时期的油荒。

　　1925年，乐山李劼人等创办四川第一家机制嘉乐纸厂，初期有工人 70余人，日产本色“嘉乐纸”120至130 公斤，主要用于印刷书籍、教材等，产品行销省内外。1941年，嘉乐纸厂与设在重庆的四川造纸厂合并，日产量提高至15吨，仍然供不应求。1943年，纸厂由国民政府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列为统制物资。

　　1938年6月至1941年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迁驻五通桥区。盐务总局成立于1937年4月， 设于上海，其前身是盐务稽核总所，统揽全国盐的产、运、销税、缉五大要政。1937年8月淞沪抗战失败后迁驻重庆。因日军频繁轰炸重庆，改迁五通桥。一时间，五通桥成为全国盐务管理中心。那时沿海的海盐都被日军控制，前方将士、后方民众的食盐以及工业用盐，约有一半依靠川盐。1937至1945年的9年间，犍乐井仁盐场总计产盐1022.62万担（缺井仁场5个年份的数据），这是乐山人民对抗日战争引以自豪的业绩。由此产生的税收、就业人数、职工薪酬和带动的产业链， 为抗日战争作出了更多、更大、更实在的贡献。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乐山成为了战略大后方，工业重地。在此期间，大批的食盐、粮食、水泥、燃煤等战略物资从乐山源源不断输出，国民政府不少要员也频繁往来于乐山、峨眉。据此，日本情报机关认为乐山是蒋介石的政治副中心，继重庆之后准备西迁的都城，因而在1939年的8月19日、23日，日军出动36架轰炸机，对乐山城区进行惨无人道的猛烈轰炸。在这一场历史的悲剧中，乐山城被全毁的街道12条，半毁的街道3条，2050户人家被炸，毁房3500余幢，三分之一的乐山城被日军完全炸毁。死亡、重伤乐山居民达5000多人次，导致上万乐山人顷刻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乐山人民在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作出重大牺牲。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战，更是政治战，意志战。在残酷的军事较量的背后，进行着一场场激烈却没硝烟的宣传战。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直到1946年5月初还都南京。在这期间，重庆被称为陪都。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这段历史时期，重庆成为了抗战时期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舆论中心。国内的200多家报刊、通讯社云集重庆，各国驻华大使及其通讯社，世界各大新闻派驻机构齐聚培都。重庆的报业随之在全国舆论界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纸是舆论的载体。舆论是无声的武器，是为抗战呐喊的最强音，是唤起民众、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战的精神。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半壁河山沦陷，沿海和华北地区被日寇占领，纸厂停产，外纸断货，纸张奇缺，文化舆论战线面临弹药严重不足的困境。

　　“千年纸乡”夹江，历史地成为中华民族奋勇抗日的新闻媒体用纸供应基地，成为了整个新闻舆论战线的坚强后盾。夹江的大小槽户（纸农），广大纸业从业人员，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以勤劳智慧的双手，以夜以继日的辛劳，生产数量巨大的抗战急需的新闻和文化用纸。青衣江东岸的马村、大路坎、迎江、漹城，青衣江西岸的木城、南安、龙沱、华头、歇马，十里八乡的村落间，像碉堡一样的造纸篁锅冒起了青烟。夹江的纸业生产达到了历史颠峰，造纸户由抗战前的2300户速增到5000多户，从业人员由约2万人增至4万余人。当时全省年产纸量约为15000至18000吨，而夹江就承担了其一半的份额，年产量稳定在7000至9000吨之间，最高年份的1941年纸产量接近1万吨。其中，新闻、报刊、书画用纸，约占总产量的85%。

　　在勤劳智慧的夹江广大纸农创造性劳动中，在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夹江所产的手工竹纸，以数量最大、质量最好、抗拉力最强，基本上适合铅字机器印刷，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急需的大量新闻用纸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中国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出的最强音，中国亿万人民的呐喊、怒吼，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夹江手工造纸传播的。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6卷刊发的孔昭恺回忆录记载：抗战时期，《》《新民报》《新华日报》《天府新闻》《工商导报》《大公报》等主要报纸全部或部分使用夹江土制纸张印刷。《大公报》在重庆创刊，创刊号用的就是夹江土纸，后来日销售量达10万份，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抗战时期的教材，也多为“未经漂白的夹江纸”印刷。

　　抗战期间，夹江的万千槽户纸农，广大的夹江人民群众，用满腔的爱国热情，用辛劳的汗水，用数万吨计的劳动成果，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不竭的舆论载体和精神支撑，在全民抗战的宣传战线上作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一份光耀中华文明史册的历史贡献。

　　1938年8月，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全线通车，但进入四川特别是战时陪都重庆的物资要绕道贵州，因此，修建乐西公路可以作为四川通往缅甸国际公路的一条最直接的通道。1939年1月，为打通四川通往缅甸国际公路最直接的通道，接受海外援华物资，同时作为退守西昌的生命通道，国民政府决定修筑乐西公路。同年8月，国民政府在乐山城区陕西街成立乐西公路工程处，隶属交通部公路管理处，委派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赵祖康为工程处处长，兼任施工总队长。同时，乐西公路还成立了两个督修司令部和一个督修专员办事处，羊仁安任乐西公路北段督修司令，赖执中任乐西公路富擦段督修专员，邓秀廷任乐西公路南段督修司令。

　　乐西公路起自四川省乐山县，跨青衣江，经峨眉、龙池，再循大渡河经峨边新场、金口河、越蓑衣岭，至岩窝沟，入西康省，偏西南行抵富林（汉源县），沿大渡河至石棉，继续南行经冕宁、泸沽等，止于西康省西昌，其终点与西祥公路（西昌至云南西祥）衔接。全程525公里，分8个工务总段。

　　乐西公路是当时国内最艰巨的公路工程，全线米。为修筑乐西公路，乐西公路工程处先后从四川省的乐山、夹江、峨眉、犍为等19个县及西康省的汉源、荥经、西昌等17个县抽调民工参与筑路，据统计共征集筑路民工24万余人。乐西公路自1939年5月的路勘至1941年底全线正式竣工通车，历时两年半。有码头3座、机轮4艘、渡船14艘、涵洞657道、里程碑1212块。全线万平方米。由于缺粮、疲劳、疾病、工伤等原因，伤亡人数竟多达2万余人，每公里伤亡50余人，乐西公路也因此被誉为“血肉筑成的长路”。

　　乐山承担从乐山城区王浩儿经峨眉到峨边新场共79公里的路段。乐山市金口河区大瓦山北侧蓑衣岭，是乐西公路全程最高点，海拔2800米，高寒缺氧，荒山野岭，杳无人烟，雨雾天气占全年百分之九十，气温常在零下10度，多积雪，是乐西公路修筑中最为艰险的路段。环境恶劣远胜秦岭，工程十分艰巨，大约每3个人做工就需1个人运输给养，加之蓑衣岭气候恶劣，工人衣服单薄，工棚简陋，赶工紧张，兼给养不足，仅为打通蓑衣岭段就历经3个多月，伤亡3000余人。据记载，在打通蓑衣岭岩窝沟7公里长的路段中，死亡民工1400多人，其中，坠崖身亡者就达40余人。筑路民工用血肉之躯，为乐西公路的建成通车写下了最为悲壮的一页。

　　乐西公路建成通车后，赵祖康感慨万千，于1942年9月在蓑衣岭上立了一块亲笔撰文并题写了的“褴褛开疆”纪念碑。碑文悲壮记载：

　　蓑衣岭乃川康来往要冲，海拔二千八百余公尺，为乐西公路之所必经，雨雾迷漫，岩石陡峻，施工至为不易。本年秋祖康奉命来此督工，限期迫促，乃调集本处第一大队石工，并力以赴，期月之间，开凿工竣，蚕虫鸟道，顿成康庄。员工任事辛苦，未可听其湮没，爱为题词勒石，以资纪念。

　　乐西公路著名节点蓑衣岭，两块石碑上刻有“褴褛开疆”“蓑衣岭”字样（图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奋勇抗战并不只有那些牺牲在炮火硝烟中的战士，也包括乐山在内的修筑乐西公路“褴褛开疆、血肉西陲”的筑路民工。为了开辟蜿蜒于高山峻岭的国际通道重要路段，修筑乐西公路的20余万民工，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完全依靠简单的工具在群山峭壁间开道，可以说，乐西公路是众多民工用肩膀、双手、血汗和生命铺筑而成的。当年筑路技术人员手记壮书：“抗战卫国，一寸山河一寸血；筑路架桥，每米工程每米魂。”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日军的大肆侵略和掠夺，北平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为保证国家级重要文物免遭日军掠夺，将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19557箱文物（其中故宫13000余箱），分三路紧急西迁。

　　具体线路是：第一批走南路，共80箱。从南京到汉口，改用火车运到长沙，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存了5个月，后到贵阳、安顺，最后疏散到四川；第二批走中路，文物最多，9331箱。从南京到汉口，又从汉口到宜昌，再从宜昌到重庆，最后疏散到四川乐山冠英、杨家渡（当时属犍为县管辖）、杜家场渡口，再搬上木船、竹筏，由小铜河、鹰嘴岩逆水上行，经张二湾、王落渡、魏落渡、新开渡、中渡坎、河湾儿、顺河场等渡口、码头，分别卸载，将文物搬入安谷乡六祠一寺（朱潘刘三氏宗祠、宋氏宗祠、易氏宗祠、陈氏宗祠、梁氏宗祠、赵氏宗祠及古佛寺）；第三批走北路，7287箱。从南京用火车运到徐州，从徐州经陇海线到宝鸡、汉中，经成都到峨眉县（现峨眉山市）。其中，5094箱故宫文物存放于县城东门大佛寺，2047箱文物存放于县城西门的武庙，后全数搬往土主祠和许祠。这三条线路最后的归宿地主要是在乐山。

　　1939年，故宫博物院近2万箱文物迁至乐山保存，乐山民众成为故宫文物的守护者，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忆。图为文物搬迁中艰难行进的场景（图源：乐山市委、乐山市人民政府网）

　　从1939年到1946年，故宫文物在乐山的安谷、峨眉两地存放时间长达8年，存放数量多达16618箱，其中乐山安谷存放9331箱，峨眉存放7287箱。

　　乐山当地的广大民众，在办事处工作人员励钧先（励仲华），故宫职员梁廷炜、曾湛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表尹焕章等专家、学者的带领和指导下，出人出力，全力护佑，为国宝文物的保护作出了卓越贡献。抗战胜利后，1946年北平西迁文物全部运回南京。经检查，所有西迁文物几乎无损，书写了世界上文物迁移规模最大、迁移路线最长、迁移时间最久的光辉历史，创造了二战历史上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故宫的文物，是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深厚积淀，是极其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每一件都闪烁着绚烂多彩的光芒，凝聚着一段厚重而辉煌的历史。文物的南迁，中华文明珍贵遗产得以保存，参与这场文物保护的城市乡村、各行各界人士的爱国精神，抗日勇气，与在战场上杀敌报国的英雄将士一样，事迹感天动地，精神万古流芳。

　　1946年4月，国民政府为褒奖乐山人民保护文物的功绩，特题颁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手书的“功侔鲁壁”木匾6块，分别赠给朱潘刘三氏宗祠、宋氏宗祠、易氏宗祠、陈氏宗祠、梁氏宗祠、赵氏宗祠。

　　“鲁壁”的典故，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的九代孙将礼记、尚书、论语、春秋、孝经等儒家竹简，藏于曲阜孔府的一堵墙内，到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墙发现之，使儒家经典得以传世。“侔”在古汉语中是“比”的意思。“功侔鲁壁”即“功比鲁壁”。

　　“功侔鲁壁”表彰了乐山人民保护宝国的功劳，足以与孔子后人在夹壁里藏儒家经典，让孔子思想得以流传的功绩相提并论，盛赞了乐山人民在抗战中为保护故宫国宝的历史功勋、杰出贡献。

　　除故宫博物院国宝藏于乐山安谷、峨眉外，山东省图书馆存于大佛寺的5箱文物，也无一丢失，无一损坏。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壮烈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对强敌的入侵，中华民族没有屈服，千千万万爱国将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奏响了无数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不畏的浩然正气，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争中，乐山人民以空前的爱国热忱，同仇敌忾，抗御倭寇。沙弯籍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全国抗日的宣传文化工作。1939年，郭沫若由重庆回到故乡沙湾为母亲扫墓期间，先后在峨眉药王宫小学校礼堂、乐山公园礼堂、武汉大学驻地，作多场题为《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的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的抗日主张，极大地鼓舞了所有参加听讲的学校师生、社会青年和进步群众的爱国热情；乐山人王陵基将军率领第三十集团军出川参战，在江西、湖南一带抗击日寇；犍为人官焱森将军带领一个师转战湖北各地，奋勇杀敌；峨眉人何克希在江浙组建江南抗日游击队，峨眉女杰杨纯领导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在抗日前线屡建奇功。乐山境内先后有10万名青壮年参军，奔赴抗日前线，转战南北，勇敢杀敌，其中数千名参加远征军，远赴缅甸、印度。无数乐山热血青年，血染沙场，为国捐躯，埋骨青山。

　　1943年《嘉峨师管区辖县配赋表》显示，当时乐山县（含今乐山市市中区、沙湾区）每年征兵额为3372人，犍为县（含今乐山市五通桥区）每年征兵额为3960人，峨眉县、夹江县每年的征兵额各 1000多人，加上其他区县数据，乐山一年派出的兵员上万人。另据资料显示，1938至1945年间，乐山县共征兵28033人。1942年，乐山县应配壮丁4200名，全年实征6049名，超额 1849名。

　　2007年12月，犍为县委党史研究室《抗战犍为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报告》记载：1937年至1945年8月，全面抗战8年期间，犍为县累计有6万人应征入伍，阵亡611人、伤残4000人。在抗日战场上直接伤亡的4611人，是在南京、滕县（山东省济宁市）、娘子关（山西省平定县）、鱼口镇（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和武汉会战外围保卫战守黄梅广济地区以及江苏、广东等地与日军抗战中伤亡的（其中43人是在云南滇西抗日战场上阵亡）。

　　据《中国乐山历史》第一卷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井研县出征11584人，占总户数的37%，占男性总人数的13.35%，后退役归来的只有53人，多数人在上海保卫战、台儿庄战役、远征缅甸中为国捐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同仇敌忾、抗御外敌的全民抗战中，乐山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亮眼嘉州，光耀史册，感人泪下，让人自豪。

　　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这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取得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洗雪了自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中国人民饱受奴役的耻辱，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今天的中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时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宣扬乐山人民对抗战胜利的贡献，为的是传承抗战精神，汇聚磅礴力量，奋力开创乐山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作出乐山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贡献。